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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我们为什么“积极”参加知青运动?

时间:2019-08-0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以及关于知青一始左右中国命运的种种说法使人再次关注那场影响巨大的运动。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以及关于“知青一始左右中国命运”的种种说法使人再次关注那场影响巨大的运动。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一国或一代人立言的说法。我只是作为当年知青中的一员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些想法还是可以引起讨论的。

  要说明的是,当年的“知青”其实分属两大类:农场或“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有时人们会把“回乡知青”作为第三类,事实上1950年代最早的“知青”还多是指他们。因为那时户籍身份制尚不严密,中学生也还奇货可居。在“”以前的工业化初潮中,农民子弟中学毕业“安排工作”的几率很大,回乡务农遂成为一种特别现象,谓之“回乡知青”。但是后来户籍身份制严密了起来,而且中学也算“普及”了(尽管“普九”直到世纪之交还在搞“攻坚战”,但时期基本上只读读“毛主席语录”的“戴帽初中”,即国家完全不投钱、“小学毕业教中学”的“大队办初中”的确一度非常普及),“农之子恒为农”遂成为理所当然,农民子弟读了中学回来继续务农与一般农民无异,国家的“知青政策”通常也不涉及他们。那时有些城里干部与其他“城里人”的子女不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插队”,而自行联系到父母原籍农村,“回乡插队”,那也算“插队”,与农民子弟回乡仍是不同的。所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所谓的“知青”一般就指插队知青和农场-“兵团”知青,是不包括“回乡知青”的。

江苏快3开奖结果   而这两类“知青”其实也有很大区别:“兵团知青”虽然也很艰苦,但当时算是分配了“正式工作”,领的是“国家工资”。虽然“工资”极其微薄,但仍比当时绝大多数农村生产队的“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他们生活在国有农垦“单位”中,自成一种独特的“知青社会”或“兵团社会”,其实与通常的农村/农民接触很少,甚至完全是隔绝的。他们的身份,好听的说法是“兵团战士”,实际是农场职工。虽然无法与在城就业相比,但在大规模知青运动初期,由于他们的“待遇”一般好于“插队”,还是令人羡慕的去向,那时无法留城就业的毕业生中,很多人曾千方百计找门路去“兵团”而不愿去“插队”。

  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算是国家职工,后来的“招工”一般就与他们无缘,只有“招生”(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那时没有“高考”,这种招生几乎完全是选拔)和“招干”适用于他们。而作为知青出路的这“三招”中,“招工”无疑是大头,招生招干的规模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政审之类的限制也严苛得多。于是通过招生招干离开兵团的几率要比通过“三招”尤其是招工脱离“插队”生活的几率小得多,所以“兵团知青”的知青生涯往往比较漫长,超过10年的不算罕见。大量兵团知青都是在改革初期上山下乡政策取消后的“返城大潮”中集中返城的,后遗症(由于成家、大龄等原因回城后生存与就业都很困难)也更严重。事实上在知青运动后期,去“兵团”已经比“插队”更不受知青们的欢迎了。

江苏快3开奖结果   而“插队知青”则直接被打发(“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人民公社社员”,实际就是当农民。他们与一般社员一样“挣工分”,没有稳定收入。除了“知青政策”规定的一些照顾(主要是少量的“安置”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外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绝大多数人在整个知青生涯中经济都不能自给,要靠城里家庭资助。他们没有兵团知青那种“职工”身份,又不能获得“贫下中农”的“红色成分”,永远只能是非工非农的“接受再教育”的一群人,如果不脱离“插队”,老死了也只能叫“知青”。因此无论经济条件还是身份他们都不如那些“兵团战士”们,但他们真正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村当过农民的人,对农村状况农民生活的了解应该说是超过兵团知青的。

江苏快3开奖结果   而由于他们不被认为拥有“正式工作”,所以和农民一样当时都属于可能被“招工”的对象。又由于那时当局心里清楚他们实际上很难在农村“扎根”,时间长了难免成为不安定因素,只是因为经济萧条不得不推迟他们的就业,所以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下乡“招工”政策还是向“插队知青”倾斜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有门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子弟可以抢夺知青的“三招”名额,一般农民子弟的招工机会还因为知青的存在而严重地减少了,这也是当时所谓知青运动造成“三不满意”中的“农民不满意”的一个由来。

  因此平均而言,插队知青的知青生涯要比兵团知青短,他们大多数在农村2-4年就离开了,真正全程经历了知青运动盛衰过程的人并不多。由于是陆续离开,他们也没有形成兵团知青最后作为大龄“青年”集中返城那样的“大潮”。不过,由于当时的“三招”都有政审、体检条件,一些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佳”(绝大多数与时的遭遇或与当地干部关系不佳有关)上受歧视者,或体检不达标者(如笔者是因为目疾),“插队”时间也会很长,乃至超过多数兵团知青。他们应当算是整个知青运动中遭遇最坎坷的一群人了。

  此外,在知青运动后期,由于李庆霖“告御状”后知青分散“插队”的弊端逐渐引起注意,知青政策出现了“集中安置”的趋势,除了在有条件的农村安置规模较大(一般都在10多个人甚至更多)的“插队知青小组”外,还兴起了一种创办“知青农场”集中安置知青的模式(以前也偶有此种做法,但不流行)。知青在这种“农场”中也是自成小天地,与普通农村/农民分离。但与国家为“屯垦戍边”之类战略目的设置的“兵团”农场不同,这类“知青农场”并非正式的国有农垦单位,只是作为分散插队的替代方式,承担临时安置功能。它们与城里的“街道工厂”一样属于所谓“大集体”,没有国家正式职工待遇和固定的收入,国家也同样在这些知青中实行类似插队知青中的招工政策。

  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插队知青的一种变形,而与兵团-农场知青完全不同。与通常插队知青的区别只在于到了这时,知青运动的“就业缓冲”实际目的已昭然若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为谈化,以至于形式上也采取知青与农民分隔的方式,不再顾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方便了。很多县办的此类农场用于临时安置本县干部子女,遇有招工名额也优先拨给,使这种农场知青的流动性甚至比插队知青还大。农场本身也缺少长远前景,知青运动结束时它们基本都消失了。

  以上两者中,插队知青的数量在整个知青运动时期要比兵团知青多得多,应当是“知青一代”的主体。但是他们当时就较为分散,后来在“回城大潮”中的影响也远不如兵团知青,由于平均插队时间较短,他们作为“前知青”群体的凝聚力也比不上兵团知青,因此在如今的“知青话语”中他们的声音也比较小。这次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也主要是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相信一个插队知青、而且是在村时间很长的插队知青的眼光留下的观察,也是有价值的。

  从1969年到1978年,我作为插队知青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可以说基本经历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全过程。我们那里是地道的农村,不是“兵团”或农场,那里地处滇黔桂三省之交,我们县又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稀的县。我们去的平塘公社离县城有两百里,走到通汽车的公路边也要60里,当时那里有的妇女一辈子连县城也没去过。我们那里也算“老区”,虽然田林县1949年以前并没有党的活动,但它所属的百色地区当年曾发生过领导的“百色起义”并由此出现过“右江苏维埃”,整个百色地区因此也属“老区”。那时常用“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县)”来概括中国的五类需要照顾的不发达地带。而这“老少边山穷”五样都占全了的地方,数来数去全国大概也就只有我们那里了。

  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一百多年前居然曾有法国的传教士在这里传教。当年的“西林教案”,又曰“马神父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县(当时的西林县并非今天的西林县,那时该县大半辖境,包括县城在内,今天都属于田林)。此事成为法国参加英法联军侵华的口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应该是众所周知了。那当然是一段国耻。而那位被清朝县官处死的“马神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者”,而在天主教的记载中是“殉道”的圣徒。

  后来搞了史学,我还真查过这事。当时清朝的上级官府说根本不知道这事(按清律,死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更说是弄错了,袁伟时先生说这是桩“糊涂案”。不过无论历史评价如何,就他们个人而言,平心而论,这些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经济利益可言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到北京、广州那样的城市,而是到我们那个荒僻、贫困而又充满敌意和危险的滇黔桂边区“扎根农村”,乃至死在那里,也是出于信仰的力量。把这些来华传播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人们与后来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后者游走于大都市;前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后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前者的传教更没有后者那样成功,以致后者所传终成官方信仰而有了“正确”性,两者受到的褒贬也因而截然不同。

  但是,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这信仰是否“正确”另当别论),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从事这样的活动,套用这次的主题:他们都需要有很强的“个人使命”感,而他们的“使命”又强烈地影响了我们(以及他们)的“民族命运”。

  我们公社渭各大队所在的金堂村,古时原叫刘家坨,清末法国传教士在那里修建了教堂后,人们就改叫“经堂”,也就是现在的金堂村。我们插队那时的生产大队部就设在那座教堂哥特式尖顶已经没有了,但下面的门窗还都是西洋式的拱券。我曾在这个大队部住过一夜,记得当时墙外还保留有1951年大军进山剿匪时书写的大标语,是动员当地群众规劝参匪亲人出来投降的。1970年代我到这里时,已经20多年过去,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山村面貌如初。当地人说这里土匪出没不仅是解放初期,清代以来就是如此。

  当时我就想,田林县已经是广西的边远县份,平塘公社又是我们县的边远公社,而渭各这个大队,在我们公社也是最边远的大队之一,就在这样一个土匪出没的山旮旯里,这些法国人要待一辈子,真是难以想象。后来我还得知,离金堂不远的另一个当年法国教堂所在地常井村还有个法国传教士墓地,不同时期来华的法国神父死后葬在那里的有6人,其中4人至今留有碑文,这4人都是来华传教1至4年就死去,享年仅20-30岁之间,真是令人感慨。当然他们要在这里传播教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一百多年后那里并没有多少徒。可是我们插队时声称要防修反修建设主义农村的想法,不也失败了吗?

  要说后来我们这些知青,今天说起来也无非是两种调子:或者赞其“理想主义”(也就是信仰吧),或者哀其历经磨难。但是这两者要比起那些传教士来恐怕都还差得远:我们绝大多数知青其实是不得已而“上山下乡”,而他们基本都是出于信仰,志愿来传播福音的;我们多数待两三年就走了(我插队九年已经是我们这批知青中坚持最久的),而他们很多都终生在穷乡僻壤献身于传教,不仅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的也不在少数。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经历其实太稀松平常了。

江苏快3开奖结果   今天评价知青运动的起因,不外是两种说法:“世俗动机说”指期没搞建设也废了大学,城里解决不了大批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问题,而这些被煽动起来革了两年命、造了两年反的“”们在搞掉领袖不喜欢的“走资派”以后,也不再有利用价值,必须尽快把他们遣散出城,以免他们继续“”添乱。于是把他们弄去“上山下乡”,在经济上可以消除城里的失业危机,上又便于建立后的“新秩序”。而“意识形态动机说”则强调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伟大理想,知青们也是相信“与工农相结合”的真理,为了“防修反修”的信念而“满怀豪情奔赴农村”的。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两种动机也都存在。但是相比较而言,显然我们的信仰动机不能与那些传教士相比。这不仅因为我们中的多数并非情愿,更重要的是:发动这场运动的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惩罚,特别加之于他们不喜欢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直接到农村的人更是如此:如果说当时到农场、到“生产建设兵团”还需要某些条件,被“打入另册”者还不配去,那么农村则是完全没有条件、谁都可以去,越是被打入另册者还越不得不去,而受宠者就可能不去的。所以儿子搞的那个《571工程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话虽难听,当时却引起了很大震动。这就跟国外教会的传教运动完全不同,教会不会专门把它不喜欢的“异端”分子派到穷乡僻壤去传教,把它当作对后者的一种惩罚吧?

  其实这样的事也不仅发生在中国,苏联当时许多被宣传得令人“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事业,今天我们知道参与者绝大多数也非自愿。如著名的“主义志愿者建设工程”“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通航运河”和远东那个今天以生产苏霍伊飞机闻名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其实都是犯聚集,以苦役方式建设起来的“群岛”。甚至就是过去脍炙人口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并不那么浪漫,当时苏俄大理论家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坦率地讲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须用“无产阶级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代自由劳动。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允许工人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你还想为提高工资而?反了你了!没工资白也得干,不干就叫你尝尝“”的厉害!所以这种“义务劳动”与今天从西方传入的志愿者、义工绝不是一回事,它可不是由着你发挥“理想”的!

  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那时我们参加的不少水库、公路等“”工程也是以传统的徭役征发方式修建的,有时为赶工期,过年也不放人,号称在工地过“化的春节”。但是普通的农民民工还是大都逃跑回村了,没跑的除了我们少数知青,主要就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民工。我们没跑是因为村里不是我们的家,而且我们多属于施工员、会计之类不用干重活的“临时白领”,在工地的生活比在村里轻松。而四类分子没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对象”,不敢跑。于是便只有这些最不配“”的人来过“化春节”了就像苏联用犯来建设“共青城”。

江苏快3开奖结果   但是也不能说,那时就完全没有理想和信仰这种东西。今天对于“青春无悔”之类的高调我很不以为然,但要说我应该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当年我属于少数并非被强制动员、而是自己要求下乡的人,当时只有15周岁。在农村一待九年多,虽说并不是我非要“扎根”,总还是当时被看作“表现不错”的。在那里我入了团入了党,虽然并非大红人,但地、县一级的“先进会”我还是去过几次的。“粉碎”后“先进”恢复叫“劳模”了,我还在临离开之前当过一届县劳模。

  但是我当年要求下乡,其实有具体原因,那就是中我参加的“广西422”一派当时是失败者,遭到严厉。尽管我作为时刚进初中的“新生”只是无名小卒,并未受到冲击,但“毕业分配”时两派的待遇是不同的。属于胜利一派的同学可能有招工名额,我们这失败的一派则基本只能去下乡“插队”。我因为不到16岁,按规定不到“分配”年龄,应该继续读高中。然而在敌对一派掌权的学校继续呆下去我觉得郁闷,也看不到再读两年(当时高中缩短为两年)后会有什么更好的前途。加上我父母所在的教育厅属于“斗批撤”单位,他们都已被宣布作为“下放干部”要离开省城到另一个边远穷县安置,我如果继续念书,到时恐怕也要随父母转学到那里。那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再读两年最后还得作为县里知青去插队,还不如现在就作为省城知青去了,还可以和我的那些伙伴们在一起。

  我这样的动机应当说还是很寻常的。我们那一派当时还有一些人是“武斗”(其实就是内战)中战败被俘,被胜利者作为对“反”的惩罚,从俘虏营里直接遣送下乡的。当时随人发到县里的人事材料就要求对他们加以看管“改造”。这与那些为信仰来传教的法国人更有天壤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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